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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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三岁的叙利亚男童艾兰跟随家人登上从土耳其到希腊的偷渡船,他们期盼着由此进入欧盟,未曾想,船还没靠岸就沉了,偷渡者落水,艾兰被冲回土耳其海岸。等到被人发现时,艾兰正静静地趴在沙滩上,他,永远地睡过去了。此前艾兰随家人从叙利亚逃亡到了土耳其,想由水路进入欧盟。这幅折射时下难民潮缩影的男童伏尸海岸的图片震惊了世界。很快,法国《查理周刊》刊登漫画,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将穆斯林孩童与基督徒对比。尽管批评声四起,并有人喊出“我不是查理”,但远没有去年年初“我是查理”来响亮。

习五一:当代全球的宗教复兴与宗教冲突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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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法国巴黎的暴恐案震惊世界。事发没多久,恐怖组织ISIS就宣布对此事负责。加上今年年初的法国《查理周刊》(又称《沙尔利周刊》)事件,恐怖分子针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会不会成为常态?欧洲日渐涌入的穆斯林,和当地文化如何冲突?有无共融可
…周末,法国巴黎的暴恐案震惊世界。事发没多久,恐怖组织ISIS就宣布对此事负责。加上今年年初的法国《查理周刊》(又称《沙尔利周刊》)事件,恐怖分子针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会不会成为常态?欧洲日渐涌入的穆斯林,和当地文化如何冲突?有无共融可能?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伊斯兰问题研究专家马晓霖教授的一篇旧文。刊发已经马教授同意。随着《沙尔利周刊》血案的持续发酵,文明冲突的阴霾日益笼罩欧洲。《沙尔利周刊》再次刊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漫画并热销500万册之际,欧洲各国不仅爆发多起穆斯林社团抗议示威,多个情报机构也接连拉响针对欧洲目标的恐怖袭击警报,巴黎、布鲁塞尔等重要城市一时风声鹤唳,杯弓蛇影。恐怖主义幽灵正在欧洲游荡,释放这一幽灵的却是伊斯兰与西方两大阵营的恩怨情仇。这对摩擦上千年的矛盾体,正沿着意识形态边界努力捍卫着各自的核心价值和神圣利益,并被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离间和利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恩怨情仇是20世纪后半段世界史的重大主题之一,其核心就是霸权主义和反美主义的激烈对流,是以美国为龙头的西方强势与中东地区为码头的伊斯兰思潮不断摩擦、螺旋上升的结果,也是世界力量格局演变重组,并深刻冲击和影响伊斯兰传统核心地带的后遗症。两兴一衰的三大文明格局世界历史上下几千年,经过曲折发展和纵横互动,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形态、不同地域的多种文明。无论纵向缕析还是横向扫描,能延续千年且依然对世界政治和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以中东为腹地的伊斯兰文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它们无论覆盖人口之多,拥有国家之众,占有土地之广,乃至对世界文明总进程的贡献,都堪称最主要的文明形态。文明冲突往往与特定文明在不同时空的地位变动关系极大,观察三大文明的历史脉络,可谓大致“各领风骚千百年”。中华文明的持续辉煌始于秦汉,臻于唐宋,明代中叶转入衰退。伊斯兰文明的发轫于7世纪,即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勃兴与传播,最终形成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地域的信仰共同体,甚至将辉煌的波斯和古埃及都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并在中世纪融汇为登峰造极的伊斯兰文明,而且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加以延续和光大,直到大航海时代开始没落。告别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西方世界,自公元5世纪至15世纪中叶,除拜占庭帝国一支独秀外,经历1000余年的黑暗和蒙昧时代,完全被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座灯塔的身影和光环所遮蔽,相形见绌。自文艺复兴至21世纪中叶五六百年间,西方文明重新崛起且一统天下,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双双跌落衰败的低谷。近三十多年,古老的中国开始复兴,生机勃发,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已超越西方绝大多数强国,而且综合实力在逐步接近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但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依然无望再次中兴。伊斯兰文明的漫长沉沦,恰逢西方文明的持续扩张,尤其是美国势力的全面成长与强烈投射。这种并不同步甚至背向而行的发展轨迹,造成这两种文明板块多方位碰撞与摩擦,也形成今天独特的地缘政治景观和冲突格局。美国的世界教俗地位与定位二战导致欧洲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美国为主导的新秩序横空出世。无论是联合国机制,还是美元货币体系,乃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美国领军设计的全球架构。特别是英法等老牌帝国退出舞台核心区域,冷战阵营逐步形成,美国渐次被西方推举为,也逐步自命为全球唯一和无可替代的领导者。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从总统到议长公开宣称本国是世界“领导者”。美国历届总统,无论党派如何,都自觉承担一种所谓使命,即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凡是与美国模式不同的,基本都被列为独裁或非民主国家。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文化打底的国家。历任总统大都来自基督教不同派别,从总统到国务卿宣誓,几无例外手摸《圣经》,宣誓效忠上帝和美国,也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及其人民。美国不少总统宗教情结相当浓厚,特别是布什父子,其所有公开演讲充斥着宗教语汇,如罪、恶、善、宽容、主等等。所以,在美国政治家眼里,非民主、非基督徒国家,与基督教关系不好的政权,也都是要收拾的对象。“9•11”袭击发生伊始,小布什曾口无遮拦地说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后来为此道歉,但他本能的表现和内心所想已是路人皆知。美国现任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无论姓名的渊源和公开承认的家族史都明证他生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为了生存和融入主流社会,奥巴马家族逐步皈依基督教,其宗教信仰的真实性也曾一度是他竞选总统的噪点之一。所以,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种强势地位绝非其他宗教文化可以攀比。美国及其欧洲小伙伴战后几十年努力颠覆的政权,基本来自两大方向,社会主义阵营,所谓“铁幕”国家,如前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缅甸和朝鲜。还有一类,是伊斯兰世界那些不听美国指挥棒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显然,美国的战略要服务于政治和宗教使命,必然导致同世界不同地区国家、不同形态文明产生冲撞。其中最频繁和剧烈的对象是伊斯兰世界,因为美国介入最多、最深和最广的就是伊斯兰核心区域中东地区。伊斯兰不平则鸣、积极入世的宗教哲学,以及与西方价值体系、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很容易结怨成仇。美国和西方在伊斯兰世界长期树敌1947年是美国重装进入中东的初年。经过两次大战的消耗,英法意等传统中东殖民宗主国已无力维持统治,冷战阵营逐步形成,美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应运而生。这三大事态紧紧地将美国与中东捆绑在一切,也自然开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睦的时代大幕。当年另一影响中东格局的重大事件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81号决议,将奥德曼帝国遗产巴勒斯坦一分为二,打开中东“潘多拉魔盒”。次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结束,犹太人的以色列如期成立,“阿拉伯国”却因众多阿拉伯统治者抵制安理会决议而流产。阿拉伯人认为,祖先留下的土地,为何割给只占人口1/3的犹太人一多半?犹太人自被罗马镇压驱离后,已有1000多年不再是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伊斯兰世界为何要给西方的排犹屠犹恶行赎罪?但是,巴勒斯坦分治是大国政治博弈的结果,不平的种子就此埋进阿拉伯人的土地,也埋进穆斯林的心田。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看来,以色列完全是在美国一手呵护下成立的,以色列宣布独立仅7分钟,美国就率先外交承认,甚至其独立宣言中的某些关键句子,还是杜鲁门总统亲自修改定调。首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击溃5个阿拉伯国家的攻势,加剧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此后历次阿以战争,除苏伊士运河之战外,美国全都旗帜鲜明地为以色列保驾护航,并否决几十个不利于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草案。美国将自己和西方绑在以色列的战车上,逐步酝酿和发酵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反西方情绪。生于官宦和高知家庭的“基地”组织第二任领导人艾一曼•扎瓦赫里,就是在阿以冲突的挫败感中逐步变成仇视美国、西方及其“傀儡政权”的激进分子,直至最终走向恐怖主义。1979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主义的追随者颠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占领美国使馆的示威者缴获大量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策动政变并图谋颠覆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证据。反美反西方声音迅速也成为这个并非阿拉伯民族、又信奉什叶派教义的穆斯林社会主旋律。此后,伊拉克和伊朗爆发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巴格达,与萨达姆商谈美国援助。整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概况为“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推动埃及跟以色列实现单独媾和,拆分和削弱阿拉伯和伊斯兰反以阵营;联合西方伙伴以各种手段和方式,维持两伊战场处于僵持和均衡态势,使伊斯兰世界两强陷入长期内耗。两场战争加剧文明对立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几年时间过去,美国和西方盟友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更加糟糕,加剧既有的文明分歧和对立。首先,十几亿穆斯林关心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人的公平与正义悬而未决。“9•11”爆发后,小布什在以色列总理沙龙游说下,将巴以间占领与反占领的矛盾抹黑为恐怖与反恐,默认以色列出兵围困巴领导人阿拉法特,导致其于2004年含恨病故。美国曾高度关注的中东和平进程,在小布什后期基本被弃之脑后,奥巴马当政后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巴勒斯坦问题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美国的中心只有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而这两个战场,包括与阿富汗毗邻的巴基斯坦,直接和间接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无辜百姓死亡。在激进的穆斯林看来,这是美国及西方盟友欠下的又一笔文明血债。其次,美国和西方军队、保安公司对战乱地区伊斯兰信仰、文化和传统的蹂躏屡见不鲜。无论是黑水人员在伊拉克的大开杀戒,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残暴虐囚;无论是北约军人在阿富汗玷污和焚烧《古兰经》,还是玩弄塔利班士兵尸体甚至撒尿作践,更不用说无人飞机频繁误杀平民,都激起一波波抗议与仇恨。实施《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的肇事者之一就曾声称,他因为目击阿布•格莱布虐囚恶行,才开始仇恨美国和西方。即使在美国国内,以琼斯牧师等为代表的极端基督教分子,也在借助焚烧《古兰经》,不断挑动与伊斯兰群体的冲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穆斯林战俘或犯人,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和非人待遇,经媒体曝光后直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陡增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恶感,也必然激化双方从文化、宗教和心理的抵触和敌视。俯瞰伊斯兰的文化傲慢与自大电影是传播文化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好莱坞大片是西方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的有效载体,也是妖魔化伊斯兰的重要手段。据统计,自1896年电影问世至2000年间,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仅12部基调是正面的,其他要么反映伊斯兰世界的愚昧、落后和保守,要么描述穆斯林是色情狂或恐怖分子。当然,随着不同时代政治话题和热点地区的变迁,被侮辱的穆斯林角色也会出现变化。知名大片《不可能完成使命》里,施瓦辛格主演的硬汉,就是与一群阿拉伯恐怖分子和色鬼做斗争的英雄,坏蛋们对白直接用阿拉伯语狂呼乱叫。类似情节在反映伊斯兰题材的影片中相当常见。2011年美籍导演库奈•巴赛利粗制滥造的所谓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则延续好莱坞强暴伊斯兰情感的卑劣传统,创新了抹黑、羞辱穆罕默德的艺术形式,进而引发波及世界的抗议浪潮,并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斯蒂文森等三名外交官的遇难。其实,引发这一轮风暴的《沙尔利周刊》事件,只不过是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的漫画版。那部惊世骇俗的辱教作品,因严重突破公认禁忌,冒犯穆斯林宗教情感而导致几十个国家的持续抗议。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因此颁布宗教法令,要求全世界穆斯林追杀拉什迪,并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引发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直接摩擦与对立。然而,欧洲的知识界、艺术界并未汲取历史教训,也可以说,依然漠视穆斯林的质朴情感,重蹈拉什迪覆辙,于2005年、2012年和2014年连续引发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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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漫画1题为“几近成功”,右上方广告写着“特惠!两份儿童餐,一份的价格”。

新萄京娱乐赌场澳门新蒲京www66126cc,当代全球的宗教复兴与宗教冲突的加剧,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热点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面貌。本文仅仅侧重分析宗教因素在当代社会冲突中的重要作用。

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漫画2题为“欧洲属于基督徒的证明”,图中说明为“基督徒在水面上行走”和“穆斯林小孩沉入海中”。

一、当代世界宗教出现区域性的复兴趋势

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澳门新京葡娱乐,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这边厢,“言论自由”在为极端言论保驾护航;那边厢,“认证机构”客观上在为军事行动背书。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在上任第三天,这位美军新总司令就发动了任上第一次无人机袭击,至2014年1月,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中情局横跨东非到中亚的无人机袭击次数是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发动总数的八倍。

当代世界宗教的演变出现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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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第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基要派福音主义迅速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势力,长期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据估计,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居住在西方。到20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60%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以发达国家社会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以强势文化态势,持续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信徒遍及全球,继续占据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宝座。在基督教基要派中福音主义迅速崛起。福音派具有强烈的传教使命感,渗透世界各地,深入社会草根阶层,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大的宗教团体。大量基督教徒居住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交织生存,摩擦不断。

图片来源: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极端主义思潮被恐怖主义利用为思想资源。在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引发四次战争,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穆斯林民众开始尝试从伊斯兰教传统中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波及亚非欧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政权,掀起轩然大波,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伊斯兰教组织向世界各地大力传播宗教文化,全世界穆斯林人口逐年增长,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极端主义思潮比较活跃,被恐怖主义利用为思想资源,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它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2014年,斯皮尔伯格的大屠杀基金会授予奥巴马“人类大使奖”(Ambassador for
Humanity
Award)。就在总统成为“人类大使”前后,华盛顿透露正在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美制反坦克导弹。

新匍京娱乐场下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向原旨教义复归成为宗教复兴运动的特点之一。各种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思潮都产生出一些极端派别。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相互冲突,教派争斗愈演愈烈。

为穿越特定话语和特定机制构筑的重重烟幕,本期批传公号推送两篇文章,一篇由独立记者张翠容所写,探讨美国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关系,一篇则从侧面观察伊拉克战争,作者在战场之外目睹了安静的大屠杀。前者抽丝剥茧,不乏犀利洞见,后者管窥战争给儿童带来的伤害,有着令人难以承受之重。

二、各大宗教中基要主义教派的兴起,成为冷战后世界宗教冲突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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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由宗教引起的民族冲突,以宗教为背景的地区冲突,因宗教对立导致的国际干预,宗教极端主义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邪教组织制造的恶性事件等等,都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宗教势力扩大的代价是,政教冲突愈演愈烈。

文:张翠容

考察当今世界爆发剧烈冲突的地区,大多数涉及宗教信仰因素,比如:在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地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刀枪相见,发生重大的杀戮惨案;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常被解读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复杂的宗教战争;在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至今仍是暴力事件不断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指派其骨干分子,使用化学毒气,对东京地铁的民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在南亚古吉拉特地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紧张,常常发生教派争斗的流血事件。

作者简介:张翠容,独立记者,战地记者,长期行走在世界的“边缘”,以“非主流”视角洞察国际事务前沿。其着作包括《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另一片海》等。“批判传播学”丛书“实践”系列将于2016年推出其简体字新作《烽火大地
永恒之旅》。

值得重视的是,除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外,亚伯拉罕宗教河系中的原教旨主义,或称基要主义教派的兴起,成为冲突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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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宗教学家将世界宗教分为三个大体系:其一,发源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被称为“亚伯拉罕宗教河系”;其二,发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宗教文化,被称为“印度宗教河系”;其三,发源于中华大地的宗教文化,其核心象征
是圣贤崇拜,因此被冠名为“哲人宗教河系”。

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后伊拉克战争的世界局势,愈见凶险,恐怖主义横行。有人主张与恐怖主义来一场硬仗,但也有人认为西方必须调整中东政策,不应继续自以为战争手段能解决问题,特别是美国,愈反愈恐。

关于亚伯拉罕宗教河系,它包括世界上三个主要的一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所表述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属于同一家庭的不同分支。”数世纪以来,亚伯拉罕宗教河系的各个宗教一直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根据美国圣经神学院院长曼弗里德·T·布劳奇教授的分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一神宗教都“留有种族中心论、宗教盲从、敌意的印迹,时常还有憎恨、迫害、暴力,甚至是试图种族灭绝的印迹。”在历史上,这三大宗教相互激烈争斗,进行“圣战”,其目的是征服和摧毁其他的文化信仰,并占领其土地。在今天,这三大宗教中基要主义极端派别的复兴,成为宗教冲突的思想资源。应当指出,同样在今天,这三大宗教也有许多理智的神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经典中多元化的元素、和谐共生的精神,希望开展宗教对话,实现宗教和解。然而,不幸的是,今日中东地区,仍是战火连绵的热点地区。

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介入中东地区愈来愈深,它要塑造中东的面貌,也因此引起该地区人民的极大反弹。何去何从?或许,寻找出美国中东政策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至少能掌握美国针对中东发展的论辩基础,以窥探未来的方向。

尽管巴以冲突有强烈的宗教因素,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最近当我读到一批资料,关于巴以冲突的宗教背景,仍深深感到震动。美国的一位政治评论家贾斯丁·雷蒙多分析指出,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福音派结盟,成为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因素。

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就这样,年前我从中东转往美国,在一个黄金的时节:11月,变了色的秋叶轻轻地飘满地,偶尔吹来一阵风。不算冷,但总带点寒意。

他指出:“当世贸双塔坍塌时,新保守主义运动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的首要政纲就是要建立全球帝国。”“他们宣称,为了保卫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全球霸主,就从中东下手。”以色列在每个新保守主义者心中享有特殊地位,因为“在冷战时,以色列是美国最忠实可靠的盟友,它代表的所有价值与其阿拉伯邻居们迥然不同:现代性、民主和西方文化。新保守主义者们坚信,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传播到全球。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

新奥门葡京娱乐场网址,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我拉紧外衣,在费城市中心寻找《中东论坛》的办事处,我邀约论坛的创办人兼主任丹尼尔?派普斯做访问。

而共和党内的基督徒福音派是宗教新保守势力的主干。他们对以色列关注在于神学。在《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第一章中,使徒问上升的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新约全书》中的这段引文集中体现了基督教保守派对以色列的迷恋,认为它在“末日”能起的关键作用。

犹太裔的派普斯在中东问题上一直支持一个军事强大的以色列,以平衡来自阿拉伯的威胁。他还设立了一个名为“校园监察”的组织,招募学生会员在校园监察一切“反犹”行为,引起学术界非议。

在基督教教义中,千禧年的精神屡见不鲜。耶稣有朝一日会回来,并且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永恒王国的观念,是基督教的一条中心教义。在基督教保守派看来,未来将会陷入大的混乱,但真正信仰《圣经》的基督徒们会在混乱开始之前被“欢天喜地”地带走。这就是所谓的苦难时期,这种苦难会在耶路撒冷西北面的一个山谷,即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最终得到解决。当基督徒们“欢天喜地”地被带走后,以色列人将占有地球上的教堂。在基督教保守派看来,这将标志着《圣经》中已预示的另一个神学时期或者“天启”的开始。

澳门新葡亰真人视讯,派普斯的确是一名具争议人物,但他所主持的《中东论坛》对白宫颇有影响力,是白宫中东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根基。唐纳德·瓦格纳教授在《基督教的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中的文章《福音派和以色列:一个政治联盟的神学基础》(Evangelicals
and lsrael:Theological Roots of a
Po?鄄litical Alliance)中对此有所论述:

2003年,小布什便委任派普斯为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主任,使得华盛顿的自由派十分不满,因为派普斯是伊拉克的主战者、政治上的强硬者,却又甚得小布什的欣赏。

“当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基督教保守派相信,末日即将来临。L·尼尔森·贝尔———葛培理的岳父、《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在1967年7月写道:‘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第一次完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这震撼了《圣经》的信奉者们,使他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有了全新的信念。’”

在美国,像派普斯这样强硬的犹太裔人士不算多,美国的犹太人大都属于温和自由派及民主党的支持者;不过,派普斯却代表了少数但强势的犹太社群,积极推动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原本不为当地保守基督教教派所接受,可是,近年则变得不一样。

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在前台鼓动宣传,基督教保守派在后台鼎立支持,这两股势力结为联盟,两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并控制了国会。他们制定的中东政策,使得该地区战火连绵,和平遥遥无期。

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被忽略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三、21世纪将是宗教暴力与战争的时代吗

华盛顿有一个基督教组织“基督徒联盟”,属于原教旨主义的福音派系,其创办人罗伯逊及霍维尔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前者曾公开主张布什铲除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而引发外交风波,后者则在CNN大呼“以主之名把他们炸掉”(blow
them all aw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他们”指的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吓得美国一些开明派系立刻登报划清界线,表示基督教诲倡导爱与和平,绝不支持以暴制暴。

美国联合军事情报学院的波莱特·奥迪斯教授撰文指出:“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暴力与战争的时代。”“当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意识形态的力量升级暴力形式、级别和种类时,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威胁。”我认为,这位教授的观点或许太悲观了,但是这种新的盛世危言,确实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以美国电影为主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影片,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但是,“基督徒联盟”势力庞大,他们不但全方位宣扬基本教义的信念,还拥有跨媒体企业,其中七百俱乐部
是他们旗下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此外,他们亦活跃于政界。罗伯逊曾参与2000年的总统选举,2004年的大选他们则全力支持小布什,其动员的能力,令人惊叹。

尽管宗教被公认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每当它与战争和政治连在一起时,宗教便成为危险的符号。尽管各大宗教领袖反复重申宗教的目的是爱与和平,不是杀戮。然而,每种宗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界定生死的整套教义。宗教不仅回答“我为何而生”,也同样回答“我为何而死,为何而杀”。当今世界重大的区域性战争中,无论是在巴尔干、索马里,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敌对双方的主要动机、意图、能力和目标都蕴含着宗教因素。当然,没有明智的人会认为,宗教是解释战争的唯一因素,宗教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叠加,才能诠释冲突与战争。

早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排斥犹太人,后来态度改变,基督徒联盟在其网页上便清楚解释,他们支持犹太人复国事业,乃是基于《圣经》的救世主预言,他们协助以色列即有助预言的实现。

然而,宗教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冷战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人们正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第二,各大宗教中基要主义的兴起,带来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并向政治领域扩张,成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实,以色列于1948年复国后一直受到美国长期的支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自小布什上台,这位属于南部原教旨主义教会的基督徒总统,其意识形态与环绕其身旁的新保守主义力量不谋而合,新保守主义力量与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者亦建构了相类似的政治议程,主要是想削弱伊斯兰在中东的势力。

约翰·洛克说过:“一个有想法的人要比100个追寻利益的人更强大。”但是,如果想法和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正是宗教意识形态和群体利益的结合,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现代国际冲突中,宗教越来越显露出其重要性。当今全球大多数的区域性冲突都有明显的宗教动因。宗教因素总是与种族群体认同、语言、地域、政治和经济相关。因而,宗教冲突比其他形式的战争更加严酷,持续的时间更长。当然,解决冲突的方案也必然要包括宗教因素。

换言之,共同的敌人使他们走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呼吁:尊重各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消解“文明冲突”,建立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国际社会。

新保守主义崛起与泛中东蓝图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新保守主义是在美国出现的一场政治运动,根植于冷战高峰期的反共意识型态。讽刺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源自于1960、1970年代的自由派阵营,其中一群成员因无法认同主流自由派的外交主张而转向保守力量,对当时社会的自由运动造成不少打击。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3期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派系,乃由于他们相对于较偏向内政、力主恢复美国传统价值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提倡进取的单边主义,相信美国政治精英只有拥抱超高道德水平,才能保障全球民主,因此,他们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建立世界霸权,打破传统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外交孤立政策。

新保守主义者在里根时代渐露头角,到了小布什上台后,其权力更为巩固,在共和党中慢慢取代传统保守主义者。

究竟新保守主义者是谁?根据成员的背景分析,他们包括犹太和基督教精英中的福音派右翼,当权的犹太精英有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暨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钱尼,以及属基督教福音派右翼的前司法部部长艾许克罗夫特。

他们共同分享着美国道德优越感,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道德责任,而小布什亦不时强调其外交政策乃是要解放被压迫者和向全球传达自由讯息。他们亦不讳言自己赞同在必要时以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变革,特别是中东的伊斯兰地区,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泛中东蓝图”:即不惜以武力去改造中东政治版图,来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新保守主义者建立美国世界霸权的野心,与美国原教旨主义教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论,以致犹太复国主义者透过新保守主义运动来巩固以色列的权力与扩张政策,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们组成智囊机构,训练政治人才,占据权力中心,提供治国与外交策略,并主办刊物电台,制造舆论,培养学者,为其行动提供理论基础。

当冷战结束后不久,哈佛大学知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所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当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主要是针对西方与伊斯兰。这明显供给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养料,并为他们的主张鸣鼓开路。在这方面暂且容后再谈。

在此,我先介绍新保守主义智囊的角色。要了解他们的角色,得先了解他们的言行如何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发挥作用。

中东论坛主任派普斯: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我终于来到位于美国费城市中心《中东论坛》的办事处。该办事处位于某商业大厦某一层的角落里,绝不显眼,却是塑造白宫中东政策的重要地方之一。特别在“九一一”后,其主任派普斯忙个不停,上电视、电台节目、到校演讲,撰写文章抒发反恐见解等,被右翼刊物《前锋》列为美国五十个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之一。

五十多岁的派普斯,身高六英尺,尖瘦的脸孔上留有浓密胡子。他本身也是一名学者,为中古伊斯兰历史研究的博士,再进修成为现在的中东历史专家。其父亲理查德?派普斯是里根时代的苏联专家。父子俩同属典型的鹰派人物,儿子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极力主张政府向伊斯兰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我对他的访问亦从他被小布什委任为“美国和平研究所”所引起的争议开始说起。

记:你曾表示外交解决不了冲突,只有军事强势才能击退敌人,但你最近受小布什委任为美国和平研究所主任,你自己相信和平可以实现吗?这个职位对你而言又是否太讽刺?

派:我和总统先生的想法很一致,就是柔制不了刚,必须以刚制刚,要让人家知道打不过你,他们即使动武,也是没用的,这样你才可看到和平的曙光。

记:因此,你认为以色列也必须以军事行动来解决与巴人的冲突?

派:对,以色列对巴人激进分子太手软。我觉得,以色列只能靠武力,直至巴人自我察觉他们不行了,不打了,就会投降。你看,过去哪一个和约是有效的!

记:那你还相信两国论可以解决以巴纷争吗?

派:巴人根本不愿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事实上,巴人那方面亦不存在有难民的问题,他们却不断强调重回故土。请仔细想想,老一辈的巴人有不少于1948年已远离巴勒斯坦,至于那些在外国出生的巴人,他们有权自称为难民吗?他们没有资格和以色列人争取土地……要知道,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出现对巴人的伤害比以色列人更大,前者将受到统治巴国的巴解政府所压迫。巴解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们只会镇压人民,同时间又威吓以色列。

记:你所说的显然与我在该地区采访所目击的情况很不一样,请问你最近有到过以巴地区吗?

派:噢,那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地方,我不会去。当地正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源头,他们憎恨犹太人,也憎恨美国。我担心的是,愈来愈多穆斯林移民到西方,这造成了西方潜在的危机。

记:你认为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可划上等号?

派:过去美国一直不敢把恐怖主义说成伊斯兰恐怖主义,但根据发生在西方多次大恐怖袭击,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我觉得,政府应正视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然后对症下药。

记:我知道你在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名《激进伊斯兰登陆美国》(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派:对,“九一一”已把很多人敲醒了。对于犹太人、基督徒、女性、同性恋者等而言,激进伊斯兰是他们真正的威胁。可是不幸地,我观察到在美国有不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同情者,主持大学中东研究课程那一群阿拉伯学者,他们经常发表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言论……

记:我最近看到你与哥伦比亚大学阿拉伯学者哈利德的论战,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所成立的“校园监察”,已把不少中东问题研究学者纳入了黑名单,有人批评这危及到学术自由。

派:可是,他们却严重扭曲中东的研究,他们偏向伊斯兰,那么,到底是谁危及学术自由?有不少人漠视了主流伊斯兰主义里的种族歧视、仇外情绪,以及反犹情绪的暗流,大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治,又或者如萨义德之流的阿拉伯学者,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东方主义及西方的中东政策。

反美背后的政治图谋

派普斯一方面指控美国的阿拉伯学者把矛头指向西方,但另一方面却把矛头指向伊斯兰,他于1990年在《国家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穆斯林来了!穆斯林来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 The Muslims are
coming!),呼吁美国准备打一场从外至内对抗穆斯林的“圣战”。

我从费城的《中东论坛》跑到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访问该所的中东研究主任梅尔?乌美莎。

哈德逊研究所亦是新保守主义派系的重要智囊之一,年轻的犹太裔中东专家乌美莎正代表新保守主义的新一代力量。她在访谈中与我交换了对中东问题的看法。

记: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听闻你是伯纳德?刘易斯教授的信徒,你们分享了不少有关伊斯兰的见解……(编按:刘易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东研究权威,对政府的中东政策有重要影响。)

乌:噢!我很尊崇他,他给了我宝贵的思想指导,我们十分关注恐怖主义与激进伊斯兰的关系。

记:这的确是个很热门的话题,我正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在美国,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伊斯兰主义者自知难挽回伊斯兰昔日的光辉,遂转而憎恨美国的强大,要毁灭美国。以中东为例,美国视该地区为最大的威胁。

乌:那要从历史谈起,我想你也很清楚吧!自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西方旋即介入中东,把该地区按西方列强利益划分成多个民族国家。我得承认这种强行划分疆土没有照顾到当地居民的感情联系,使他们四分五裂,其皇朝亦由此迅速衰败,光辉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代之而兴起的是独裁及压迫人民的政府,令原本贫困的人口更形艰苦。他们无力面对世界现代化及世俗化潮流,难免对西方产生怨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暗自仰慕西方的成就。这种爱恨交缠心理,造成与西方关系的矛盾。

记:你认为单是西方的成就便足以令他们产生如此的恨意?

乌:对,特别是激进的逊尼派。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暴露了他们的不足与缺点,他们企图批评西方的道德来掩饰他们的错失,以为靠暴力便能扭转形势。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反而认为自己是现代化的受害者,是伊斯兰传统的最后守护神。

记:可是,回顾历史,冲突背后实际上又存在政治、经济的因素,这很难简化成一个宗教的不是而造成的不幸反弹。

乌:在这方面的确很复杂。1948年与1967年两场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全军覆没,败在小小的以色列手中,这无疑令他们十分沮丧,当中激发不少伊斯兰激进思想。伊斯兰主义者把失败的责任推诿到独裁、贪污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上。他们感到要打倒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倒这些背叛伊斯兰的国家领导人。

这里出现了一个吊诡,独裁腐败的政权转向西方寻求协助,说:“请看看,这些激进伊斯兰组织不但威胁我们,也威胁你们,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西方成为他们的盟友。激进组织则对此感到更愤怒,并把怒火转移到西方,其中美国自然首当其冲。我们曾指出的吊诡是,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利用激进伊斯兰的怒火,获得西方对其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狂热分子把矛头指向西方,令他们把怨恨发泄在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上,就好像埃及、巴人自治政府……

巴人对抗以色列之战的邪恶处,在于神化了恐怖与死亡。那些自杀式炸弹袭击对谁有益?可改变什么?没有,一点也没有,只会制造更多的恐惧,鼓动更深的仇恨。但阿拉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竟乐于见到仇恨之火从他们那里转移而烧向西方。巴人自治政府在此便很成功地把巴人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发泄在以色列身上,阿拉法特以此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野心,巩固他的权力。至于以色列,他们已妥协了不少,2000年巴拉克在戴维营会议上做出空前的让步,最后却失败收场,阿拉法特要负主要责任。

记:把问题推向一方,似乎漠视了占领所造成的伤害……

乌:你们要明白,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的安全,面对独裁、腐败、欺压人民的谈判对手,是不可能获得和平的。他们透过操控媒体,企图把人民视线转移到美国人、犹太人、西方人:他们全是十恶不赦的敌人。我们的反恐战也是一场反暴政之战;只有为中东地区带来自由与和平,才能免除西方所面对的威胁。

不可低估的新美国世纪计划

美国应该透过何种手段推动中东民主?于1997年成立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在华盛顿智囊团中算年轻,但它的倡议原则却足以代表了居主导地位的新保守力量意识形态,并在华盛顿脱颖而出。布什上台后,更见举足轻重。

“新美国世纪计划”,简称
PNAC,主张以军事建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并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东政治版图,以传播“美式民主”削弱激进伊斯兰的影响。

PNAC最初由一个叫“新市民计划”(New Citizenship
Project)所创办,该组织背后有美国具影响力的右翼基金会支持,其中包括史凯夫基金会、欧林基金会和布雷德利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与美国军火能源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只要看看
PNAC的创会核心会员,如切尼曾任董事的哈利伯顿、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贝克特尔,以及里根时代的助理国防部部长珀尔开设的战船创投公司,便能明白PNAC好战的背后原因。

1998年初,PNAC发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一封签名信,主张以强硬手段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之后更为能源政策献计,为美国进入新世纪绘画出一个主宰世界的宏远蓝图。

到了小布什上台,PNAC的世纪蓝图与小布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加上两者在国防企业中的共同利益,PNAC成为布什的宠儿。大部分的PNAC创会会员,即当年呈书给克林顿的签署者,在布什政府中占有要职,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上,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白宫政治顾问罗夫、珀尔、副总统切尼的助理李比等,都曾左右了白宫在中东问题上的决定。

美式民主是中东地区的答案?

我专程造访了PNAC,并与其中东研究专家葛瑞契进行一次访问,藉此了解PNAC这个举足轻重的智囊机构,是如何看待战后伊拉克的中东局势及其对策。

该次访问主要集中于美国在中东强销美式民主的评价,充满自信的葛瑞契一开始即指美国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只有植下西方民主制度才可以改造与美国为敌的阿拉伯世界。

他说:“我对中东的民主发展是乐观的,即使是伊拉克,在乱局中人民仍然表达他们对民主的渴望,当然,我不认为民主在伊拉克可以一夜间实现,但它却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对西方思潮并不陌生,他们经历了奥斯曼、法国、英国的殖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亦实验了西方的政治理念,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现在来到了西式民主的实验场……”

“如果伊拉克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其邻国的民主潮流将在人民的内心翻腾。”

我好奇地问,伊拉克的乱局似乎不仅让民主发展窒息,且引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意图亦昭然若揭,这叫当地人民如何与美国合作?

葛瑞契不以为然地回答:“反美与民主进程并不互相排斥,你可以反美,但也可以有民主。美国在这地区推动民主当然有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只要有民主,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如要参与主流政治,便不得不顺应民主程序来修订他们的思想。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本?拉登与基地组织才会受到打击,激进伊斯兰便会失去舞台。”

葛瑞契显然太乐观,就是由于这种乐观驱使美国的五角大楼拿着美式民主的大旗驰骋于中东地区,他们认为没有美式民主盖章的伊斯兰阿拉伯是危险的,是有威胁的,就好像当年苏联的共产主义一样。因此,中东也必须如苏联般受到改造,要把民主的思想注入不民主的伊斯兰。

总之,一如乌美莎所说,一切问题归咎于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矛盾,还有伊斯兰这个宗教。这又一如派普斯所言,美国必须要去降服之,才能达至和平。

文明冲突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养料

自19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舆论的焦点转移到伊斯兰上,领导这场伊斯兰大辩论并推到高峰的是亨廷顿。亨廷顿在冷战完结不久即提出文明的冲突,与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所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持完全相反的论点。

福山认为冷战过后,意识形态对峙的局面亦随之结束,普世民主的世界将来临。

可是,亨廷顿却随即反驳之,指出新的世界正面对新的威胁。当人类进入全新类型纷争的新纪元,战争原因不再由于意识形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立,其中亨廷顿最关切的就是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

他在他着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清楚指出西方不但要担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有伊斯兰本身。伊斯兰作为一种人类主要的文明,其信徒一方面为自己的文化存有一分优越,另一方面却为逐渐衰落的力量感到挫败,因此要挑战西方的文明。

亨廷顿的理论正好为新保守主义势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原教旨主义教会的主张鸣鼓开路。他们把一切政治经济的冲突简化成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好战的伊斯兰在挫败中企图寻回昔日的光辉所做出的种种反击。

新保守主义派系联盟曾坦然表示,他们在等待一个如珍珠港的激发事件,来印证亨廷顿的理论。因此,当“九一一”发生后,右派传媒立即启动舆论机器,亨廷顿便被视为伟大的预言家。影响所及,连法国《世界报》的撰稿人多米尼克?东布尔也不禁于2001年9月13日发表《亨廷顿的预言——大战之开端》,把文明冲突论应用于解释“九一一”惨剧。“文明冲突论”无论在学界、传媒、政界、宗教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实,他的思想乃承继自美国东方学专家伯纳德?刘易斯。

刘易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具国际权威的东方学学者,在中东问题上是多个共和党政府的思想导师,他于1990年发表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 of Muslim Rage)成为了《文明冲突论》的蓝本。

刘易斯在上述论文中描绘出伊斯兰与西方对峙的情况,他说:

“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搏斗已持续了十四个世纪之久。它由一系列漫长的进攻和反攻所组成:圣战与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今天穆斯林世界大部分被一种强烈的仇恨情绪所支配。突然之间,美国变成了大敌和邪恶的化身,一切善良之物的恶魔般反对者,特别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而言。”

刘易斯对伊斯兰这一“突然而至”的新威胁,企图解构其根源历史,原来只不过由于不服输而积压了厚如尘垢的愤恨,向西方展示其非理性的好战面貌。

从刘易斯到亨廷顿,从《中东论坛》到“新美国世纪计划”,从小布什到罗伯逊,再加上主流传媒所启动的宣传机器,一幅泛伊斯兰恐怖幻象正式入侵大众,大家会如《世界报》的东布尔所想:“迎接我们的绝非是一个幸福、普遍文明的降临,而被地球上所有人接受、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民主架构下透过和平模式定期选举的世界,也绝不会来临。事情正好相反,我们正处于一场大战的开端。”

东方主义与制造敌人的文化

面对这个“文明冲突”的旋风袭击,自由派与新左派学者纷纷作出反驳,其中的代表人物为萨义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于2003年逝世,生前毫无保留地痛击亨廷顿、刘易斯等右翼学者的言论。从《东方主义》到《报道伊斯兰》,萨义德批评那些东方主义学者以刻板的想象去论述东方,然后再夸夸其词,透过模糊的观念草率地将庞大的群体拟人化为“西方”与“伊斯兰”两大阵营,而在伊斯兰阵营中又毫无区分地把这个宗教肆意妖魔化。

萨义德不禁问:“大家为什么不看看本?拉登及其信徒,与戴维教派、盖亚那的吉姆?琼斯牧师或日本奥姆真理教之间的相似性?

“与其迷失在庞大抽象的理念中,不如从其他的观点来思考,诸如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俗世政治的理性与无知、公义与不公义的普世准则。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但却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马可?克雷蓬索性指出亨廷顿等学者的理论目的志在打造一种“制造敌人的文化”。

“在他的理论与政治层面上,与以‘指定敌人’为手段的想法分不开;这要告诉美国人、西方人,以及亨廷顿称之为西方文明代表的人,谁才是他们的敌人。这或许可以说是他这本书的首要任务吧!它不仅仅是制造、建立划分与指定敌人的文化,甚至进而发展出这样一种文化……”

“亨廷顿的理论——制造恐惧的文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引人重新怀疑多元文化社会的存在和未来。这样一来,此后即使处于同一个社会当中也一样,都应该鄙视不属于相同文明的一切,而就长远来看,就得警觉到彼此根本不可能共处。换句话,一旦承认且赋予这种文化的正当性,其实也就是在同样的西方社会里,把从他国移民来的人也看成是潜在的敌人了。”

美籍伊斯兰研究学者埃斯波西托一针见血地指出,制造恐惧与敌人、把“我们”与“你们”区分出来的背后心态,可追究至冷战后对欢呼共产主义的解体和民主的胜利受到了许多问题的诱惑。这些问题除了要去理解、分析和制定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对民主的胜利和喜悦,是与不断增长的恐惧意识和把敌人恶魔化相伴随;透过“邪恶轴心”的镜头来观察“他们”,其后果是可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种满足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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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